个人觉得，这类勋章和荣誉称号是极少的，实践中也没有出现多少问题，似乎没有必要为此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
在权力缺席情形下，实践中的权力往往是推定的或意定的，这势必产生权力的放任，而权力放任又意味着责任的萎缩，从而责任无法成为权力的制约力量。公法倘要克服权力缺席现象，需强调控权的立法宗旨、确权的立法内容、护权的立法技术和越权的法律责任。
有学者认为：与私权利相比，国家权力的界限一般是不大清楚的，虽然宪法可以作出界定，但其伸缩性很大，而且具有扩张的性质和特征。观念的原因主要有国家主义法律观、强制主义法律观和管理主义法律观的负面影响;体制的原因则指我国现行立法体制(特别是由有关政府部门起草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法案)的弊病。倘公法没有明确的权力定位，那么，私法对权力的制约就无从谈起。行政机关当然是赞同者，这可使其权力范围进一步延展和伸张。可见，法律是法治时代权力存在和行使的惟一根据，没有法律根据的权力行使，其本质为非法。
由以上论述可知，要克服权力腐败就必须克服权力缺席这一权力腐败的致因;而要克服权力缺席，则必须注重公法的建设。英国著名思想家哈林顿指出，在法治条件下，每一个政府的基础或中心就是它的基本法律。但关键在于，规则的阶层构造模式（简称为规则模式）和规则一原则模式，哪个更好？任何理论建构都服务于一定的目标。
现代社会中协商民主的倡导，立法、行政活动中各种听证制度的设计，司法活动中对诉讼程序的重视，都体现了这一点。[98]要强调的是，道德原则不属于法律体系，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被运用，甚至也不意味着法官没有（道德）义务去适用它们，只是这么做就不再是法官的法律义务了。在这一构造中，除了最上层的起源规则与最下层的实施行为之外，中间尚包括宪法、制定法、法规、个别法律规则等。[69]但很明显，事实审虽然构成了法律审的事实条件，却不是它的规范条件，因为事实审并不构成法律审的效力条件，两者之间不存在规范性条件关系，不存在法律上的上下位关系。
具体说来，这一相对优先关系由三个要素构成。阿列克西同样采取这种思路，只不过他的论证过程更为详细。
一旦上位规则确定了某些内容（主要是对适用者的授权，也可能包括部分行为内容），就对适用者具有拘束力。如果说法律创设和适用活动中先前形成的具有拘束力的上位法是适用者的他治性决定因素，那么自由裁量就属于他的自治性决定因素了。这样的理解符合当代司法审查制度的实践，它将立法与司法置于动态平衡关系之中，并让立法具有相对优势。[70]参见前引[31]，Jiirgen Behrend 书，第 40 页。
反过来说，规则的例外本身也是一个确定性的规则，同样也具有全有或全无的适用特性，因此规则带有例外并不会影响到规则适用的确定性。宪法并不是法律上的价值暴君，从中可以产生一切，从刑法典到关于如何生产体温计的法律。相反，规则一原则模式一方面在规则的层面上能因等级和形式准则的存在而保证法律体系的连贯性，另一方面在原则的层面上则要求体系内部诸价值和意义之间形成相互支持、彼此证立的脉络。当然，这并不否认法律创设同样需要存在创设法律的机关，但什么机关在什么条件下有权进行法律创设本身也是由法律体系自身来确定的。
前引[31]，JUrgen Behrend书，第 26 页以下。后一种情况，比如有的国家会认为集体利益原则通常情形下高于个人利益原则，而有的国家则相反。
这一模式以法律规范为法律体系的基本要素，并基于规范的类型和特性来构筑体系的结构。也即是说，在法律体系的双重构造中，规则部分更具贯彻自身的优势。
[131] Gordon Silverstein，Globaliza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 A Machine that Runs of Itself？， 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427 - 428 （2003）. 进入专题： 法律体系 阶层构造模式 双重构造模式 法治模型 。自然法学关于法律体系之设想的基本要点有两个：其一，体系的出发点在于某些不证自明的自然法原则（公理）。这就涉及狭义上的比例原则，它来源于原则要求在法律上可能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被实现的义务。而在解释方法中，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和合宪性解释都与原则存在密切关联。所以，默克尔没有足够连贯地去区分出个别规则与适用这些个别规则的实施行为。[75]随后，德国学者约瑟夫？埃塞尔（Josef Esser）对规则与原则的区分有过详细讨论，[76]而美国学者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使得它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
法的安定性与正确性同属法的理念，[104]也都是实践理性的要素。这么做并不会使得宪法法院以自己的决定去取代立法者的方案，使得议会式的立法国转变为宪法法院式的司法国。
如此，规则一原则体系不仅追求形式正义，也追求实质正义。司法裁判中大量疑难案件都产生于此。
[105] H. L. A. Hart，The Concept of Law ' 2d ed. ，Oxford : Clarendon Press，1994，p. 128. [106] Jan Sieckmann，The Theory of Pnnciples-A Framework for Autonomous Reasoning，in M. Borowski（ed.），On the Nature of Legal Principles ，119 ARSP-Beiheft 49 ff （2010）. [107] Vgl. Robert Alexy，The Dual Nature of Law，23 Ratio Juris 174（2010）. [108]阿列克西曾分别称之为法制主义与温和宪政主义（参见前引[78]，Robert Alexy文，第213页，第214页）。这种融贯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同一体系的法律原则之间形成价值的统一体，即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经常提及的客观价值秩序。
所以，为了使得两种模式的对比更加明显，而不会困惑于语词的使用，本文在纯粹法学的脉络中统一使用法律规则。[12]尽管如此，这个概念并不像打眼看上去那么简单。本文的研究主要从法学的视角出发。[126]类似观点参见张翔:《宪法释义学》，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0页。
其三，基于原则对规则进行法律修正。要么适用者纯粹在进行意志性的活动，此时不存在法的安定性，也就谈不上实践理性。
在这些案件中，无法作教义学上的清晰推导，而只能回溯到评价。将条件关系等同于发生学上的关系也会令人误解。
一部制定法可能早于新宪法生效，但一旦宪法生效，它就构成了这部制定法的效力条件。况且，即使判定制定法违背宪法原则，宪法法院也不能代替立法者直接作出决定，而仍需敦促立法者重新制定新规则。
在后一种情形中，虽然规则据其文义已经涵盖了某种情形，但依据规则的目的（原则）却应当区分对待并施加不同之法律后果，此时可以依据此一目的（原则）对规则的文义进行目的性限缩。这类国家的特点，一是立法与司法、执法的功能区分，以及议会立法相对于后二者的相对优势。法律安定性毫无疑问是实践理性对法律体系的一个核心要求，却不是唯一的要求，正确性也是它的要求之一。[98] 有别于将单一的法律规则作为要素的阶层构造模式，法律体系的规则一原则模式认为规则与原则具有质的差别，且至少有部分原则属于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
当然，由于形式原则的存在，基于原则的法律修正要比基于原则的法律解释难度大得多。[105]由此，一个规则可以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含义确定的框架本身，另一部分是含义不清的开放领域。
但是在这种情形中，裁判具有法律效力的依据并不在于这个原则，而在于具有法律效力的实在法制度。[130] 制度性联结与方法性联结并不是两种不同的联结方式，而是对法律体系中规则部分与原则部分如何联结这一问题的不同角度的表述。
在原则之间冲突的场合，只要权衡数个原则间的相对分量并决定哪一个具有优先性就可以了。即使原则存在一个字面上的意义范围并且对此进行了明确的表达，但由于这个意义范围具有如此明显的开放性，这种明确的表达不但无助于其意义范围的确定，同样也不会对其实践功能的发挥产生重要影响。
